传统的经济学原理，建立在 “理性行为” 这个概念之上。以最基本的供求原理为例，当物品供过于求，人们会因为选择而放弃昂贵的品牌，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，卖家怕货品滞消而被逼减价。经济学家相信，理性行为主宰着买卖双方的举措，这一个理念受到了新一代经济学家质疑。
诺贝尔奖得主塞勒（Richard Thaler）是新一代的经济学家，他的研究跟金融市场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而是研究行为经济学，对一些社会反常现象加以分析。塞勒集合了人们一系列的非理性行为，对它们加以研究。
他开始在他任教的大学做实验，向他的大学生提问，假设他们在此课室里有千分之一机会中了毒，而解药只有一瓶，他们会愿意用多少钱买药？对此，他们的答案是 1 千元。
接下来，他换一个方式问同样的问题，假设要求他们到科室去上课，而他们因此会面对千分之一的中毒机会，需要付他们多少钱，他们才愿意上课？对此，学生们要求超过 1 百万元！
在人们考虑是否接受手术，若医生告诉他有 95% 生存机会，他们安然接受建议，但若把词话说成 5% 失败率，他们却会拒绝。
以上的两个例子说明了一件事，用同样的问题，用不同的提问方式，答案会截然不同。人们虽然得到同样的资讯，但因为他们无法做理性判断，他们的选择就会被提问方式影响。
基于以上的例子，塞勒呼吁决策者，除了做理性决策以外，还要照顾人们非理性的一面。塞勒的研究不仅影响了企业，就连美国和英国的前总统也设立专门小组，研究如何能将行为经济学融入到政治里头。
从个人家庭角度来看，家长犹如家里的决策者，他们都希望带领孩子走向光明。除了严格的教导，偶尔用上一些行为经济学，可能事半功倍。在人前数孩子的不是到底是在激励他，还是在打击他的信心？反之，夸奖孩子的行为，可否给他们奠定一个前进的目标？此外，重复叮嘱孩子真的能避免他们做某件错事，还是在无时无刻挑起他们重做此事的记忆？
几个月前，维多利亚州发生第二波疫情，原因是因为有人不准守隔离的规则，要确保国人准守规则，保持社交距离，除了有关当局严厉执法，我们可否利用行为经济学达到目标？这一点值得深思。
张晋玮博士 – IT · 投资 · 写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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