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秋林
那是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我们中学在来广营立水桥有个学农基地，那里是农村，周围都是广阔的田野，一个大马棚，几间小房子。
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农劳动，住在乡下，干各种农活,我们每天迎着日出下农田，踩着落日回住地，翻田，割稻子，起粪圈，什么都干，挺累挺苦的，然而也挺有意思，对于在城里长大的孩子，同学们住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聊天打闹，别有乐趣。
那年秋天，秋风再渡古都，高高的杨树上的黄叶纷纷飘下，我们从学校出发，沿着小关路一直向北走，大约三个小时，快到立水桥时，拐进来一条农村土路，再走一里路，看到了一座高大的棚子，进棚子一看，四周黑糊糊的，没有窗户，据说过去是部队养马养牛的。
这时候一位面目和善的老人走了出来，他个子不高，一件宽大的洗得发白的蓝衣服套在瘦削的身体上，带一顶半旧的蓝帽子，仔细一看，这不是刚上中学时挨斗的老校长吗？那时候他站在台上，在批斗大会头上戴着高帽，弯着腰。看着一个个高年级学生群情激愤的跳上台批判他，也不知道他是犯了什么错误。当时只是想，以后千万不能当老师。后来中学毕业分配时学校动员了半天，说当中小学教师如何光荣重要，许多人都没报名，我也默不作声。
我们住在马棚旁边的那几间小房子里，在灰土地上铺了一些稻草，中间留了一条窄窄的小道，我放好了自己的行李，把脸盆儿放在靠门口一块小小的空地上,晚上睡觉，20多个人一个挨着一个,地方窄小，躺在最边上的同学说,翻身都困难。
翌日早晨，孙敏起来就抱怨说，“我的被子怎么湿了？”是啊，昨天也没下雨。一看她的被子湿了一大片，她狐疑的看看旁边儿的同学，忽然明白了，睡在旁边的一个瘦小的同学，大概因为岁数小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晚上尿床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流到她这里来了。孙敏把被子拿到在房子前面晒，同学都以为是她尿床了呢，真是挺不好意思的。
在男同学故事，就更让人涕笑皆非了，有个男生趁别的同学躺下睡觉时，把水泼在人家的脚上，说这样可以使他尿床，准备看喜剧。还有位同学，睡着以后，觉得脸上盖了一个东西，闻到特殊气味, 睁开眼睛一看，不知道谁把鞋子盖在他脸上了，一肚子窝火，问是谁干的，旁边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，都说不知道，没看见。
第二天开始了劳动，我们的活儿是去收稻子，实际上是去拔稻子，金黄的稻田一望无际，开始干劲挺足，连续干了两天感到腰腿酸痛，手上都磨出了泡。过了两天，换了挖地的工作，每人发了一把铁锹，看了看我手上的旧铁锹，去翻田，要使劲踩下去，把带有根的土翻上来，每一锹都有几斤重，而且要求翻得很深，干了没多长时间，下午就没什么劲了，挺佩服班里有个女生，个子不高却是干的最快。休息时两个男生对话说，“你这家伙真笨，还不如‘六百分’干的快。” 旁边的同学都笑了起来，当时有个朝鲜电影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，中讲一个姑娘长得胖胖的但非常能干，一年挣六百工分，这个男生真是淘气又搞笑。
天天翻地，干了七、八天，感到枯燥无味，田野的旁边有一条铁路，偶然有火车通过，有一天正在干活，看到一列火车飞奔而来，与别的火车不同，每一节车厢上都印有国徽，还能模糊的看到北京-莫斯科特快的字样，同学们站在那里使劲地挥手，有的同学还跳了起来，车厢里的人也向我们摆手。看着远去的列车越来越小，渐渐消失。我想，要能乘上这趟列车去旅行多有意思啊! 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冻土，经过神秘而悠远的贝加尔湖，跨越雄伟的乌拉尔山脉，抵达遥远的欧洲。二十年后，真的，我乘上这次列车第一次跨出了国门，开始了漫漫西行路。
学校附近有一个解放军炮兵营，有一天，老师组织去那里参观，我们是兴奋不已，进了炮兵连，整齐的营房，旁边有两排整齐的树。我们学着解放军叔叔的样子，挺着胸整齐地站在操场上。到了营房里，看到干净整齐的床，叠的方方正正的被子，平整的白床单。一位解放军从枪架上拿起了一支枪，给我们讲解枪的各个部位，又领着我们来到了一架迫击炮旁边，给我们演示，有喜欢军事的男生说：“这不是迫击炮，是54式四管高射机枪”。一个男生好奇地去摸枪筒，旁边同学制止他说：多危险啊，别摸！解放军排长讲完了以后说，“同学们可以摸摸它”。我们都好奇地抚摸着高射机枪，这就是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的机枪吧？同学们常常说要当三十八军，这一下子站在真的机枪旁边，真是有股当战士的英雄味道。
中午解放军邀请我们一起吃饭，四菜一汤，大家都吃的十分的香。劳动期间每天的伙食多是窝头和白菜汤，好的时候是馒头和菜汤，吃一顿包子都不容易，这一下可以大快朵颐，有的同学吃的太饱了都站不起来了。这一天大家都挺愉快，看了新鲜东西，还饱餐了一顿。
劳动了二十多天后，告别了绿色的田野和高高的杨树，背着行李，排着队伍离开了基地。
过了几个月，放假的时候我又回来了，说是教改，到农村来编教材。当时有两个老师和三、四个同学，我和杨冬带着行李进入牛棚时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基地就有一个人，老校长，那时候他已经被“批倒批臭”了，都叫他老段。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快到中午了，才见到老段背着锄头从外面走了回来，他把我们安排到了牛棚里的小房间里，那儿有三、四个用木板隔的小房间。
那时教改要求老师学生共同参与，我们初中生能懂什么，就是“摆设”，每天上午开个教材讨论会，然后去地里干些活，到也不累。然而老段早晨每天定时出去干活，晚上才回来。有一次我们要镰刀，找到了老段，带我们到了他的房间里，一看里面堆的满满的，有各种各样的工具，一袋袋种子，还有做饭用具和一个小炉子。老段还经营的一块小菜地，里面的菜长得绿油油的，有时候我也去摘两个黄瓜吃，基地里的一切事儿他都管，话很少，总是一副和善的面孔。
老段当年是校长，曾经在几千人面前口若悬河，可想而知当时是多么的神气。如今他一个人在这么一个空旷的大马棚里住着会不会害怕，孤独呢？在那里住了十几天，走的时候打好了行李，准备出发了。 想起来应该向老段打个招呼，可是他在哪儿呢？没有在马棚里，四处找来找去，在那排高高的杨树的尽头，看到了他的背影，他正在田野里锄地，我和杨东大声地喊：老段我们走了，只见他慢慢直起已经微驮的背，抬起头向我们挥挥手，他痩削的身影越来越远，在晚霞中渐渐的暗了起来，消失了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据说这块在北京五环路以外的地方，现在是高楼林立，充满现代化城市的景象。而在我记忆中留下的来广营的就是这样的画面，一片广袤的田野，一个大马棚，一排高高的杨树，一群年青活泼的同学，还有一位和蔼的老校长…。
